本书是在身体社会学与性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下展开的，强调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背景，日常生活的方法论视角，以及质性经验研究的方法。身体与性/别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比较前沿，尤其是经验研究文献非常缺乏。本书基于不同女性人群的身体与性研究，恰恰是希望以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探讨“中国式”的身体问题，促进身体、性及多元性别领域本土学术语境的形成，以及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本书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

本书基于网络治理理论，按照“构建理论—实践检验—完善理论”的研究思路，探讨优化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方法与路径。书中界定了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核心概念并阐释网络治理理论；构建了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论框架，涵盖理论模型、影响因素、评价机制和效率分析；比较国内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典型案例，分析了我国案例的不足与差距、总结国外案例的经验与启示；提出了提升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能力的路径。

本书共精选论文14篇，分为社会管理体制转型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文化变迁与传承、基于群体视角的社会治理四个部分，涉及贫困、慈善、养老、产权、传统文化、社会工作、流动人口等议题，突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享民生发展”这一主题。

本书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对国民党内部派系冲突、党务与党权在地方的运作、党与政和军的关系等做了细致的讨论。其核心概念是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书中描述了国民党如何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从而有独裁之心，而无独裁之力。

本书以友成十年发展评估为例，对社会创新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历史阶段性的、案例影射式的研究。剖析了公益组织的生态系统：体制、组织和运作，提出了非公募基金会的五大战略定位：社会价值的引领者；社会行动的实践者；社会资源的整合者；社会伙伴的倡导者；社会成效的管理者。友成的经验与探索将为中国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本书立足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在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调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和总体要求的基础上，系统说明了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的思想和战略。进而围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各项主要战略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阐述在新时代如何掌握协调发展的特点和方法，协调推进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落实和协调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破解发展难题，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影响和地位，最根本的仍然是要依靠创新和改革。制度自信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除绪论外，主体内容为五章。

本书将孙中山视作以科学为自己思想和行为基础的“科学人”，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在中国的传入、翻译、普及、应用等用度，详细探讨了孙中山之科学观的形成过程，及其核心为“生之哲学”的思想以“科学”为桥梁深化的过程。

本书将继续秉持专业研究精神，发挥社科研究优势，考察河北省2018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客观详实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对经验、问题及其原因等进行科学分析、评估和论证，探索研究河北在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背景下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思路对策，突出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实证性和前瞻性，在总结经验、查找问题、研判未来中为河北2020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智力支持。

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因为借助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关注焦点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这围绕总体性这个范畴，在表达上呈现出多种意蕴，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呈现出不同寓意，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人本主义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对人的关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的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这篇文章主要从人本主义的总体性出发，试图呈现出其独特的理论内涵。本书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一般项目“关于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学术体系、逻辑框架问题研究——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教师个性化成长规划项目成果。

本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系列论文，并附上作者对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有关日本史论著的书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日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异同，本书具体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本书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如何影响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的各自走向。

本集刊由东莞社会建设研究院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合作，邀请清华大学在校博士生团队编辑出版。本书设立了主题对话、案例论文、探索争鸣、地方实践四个核心板块。

本书内容包括：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等。

本书通过对社会结构变动的考察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权利关系及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文化政策制定与施行带来的影响，找到不同时期“社会结构——文化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影响文化政策设计的重要因子，从而构建出合理的文化政策体系。